第二章 火車想開:(24) 台灣不是一個球！

2000年4月12日，斷交前，我投稿到馬其頓「資本家」週刊，他們也刊登了我的那篇文章：

台灣不是一個球


「球」是一個讓人踢來踢去的東西，台灣不是一個球!


我叫張桂越，是一個台灣記者，從建交第一天就到馬其頓來見證雙方外交關係的發展。我是幸運的，因為能到現場採訪是記者的第一選擇，但我也很不幸，必須天天嚐到台灣被抹黑的苦味。這篇文章不是記者的採訪報導，而是一個國民的不平與怒吼，企圖奪回屬於台灣的尊嚴。


首先，台灣在不認識馬其頓之前就已經是世界級的孤兒了；五十年來，我們習慣了孤獨的日子。今天，只有28個國家承認我們，並沒有因此阻擋了台灣的經濟發展，我很謙虛的說：沒有馬其頓，我們住在台灣的人民照樣活得很好，即使馬其頓不承認我們，也不會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世界末日，少拿承認來威脅我們! 我受夠了你們的媒體沒事就在報上譏笑我們的「Taiwan Project」，是你們的經濟落後，是你們有40%的失業率，不是我們! 台灣來，得了你們甚麼好處了? 批評台灣的表現不好之前，先看看你們自己出了甚麼毛病!


我隨便舉個例子；八月中旬，台灣大理石公會四位代表隨我們行政院長到馬其頓訪問，他們一共參觀了四家大理石工廠，其中一家品質不錯，幾家老闆表示可以考慮購買，於是請工廠先報個價，結果這些台灣商人左等右等沒反應，理事長說：「我們還要催他們，拜託他們快一點，」幾天後，報價來了，雙方商議有些地方要改，必須重新報價，明明是幾分鐘就可以處理完畢的事，拖到訪問團都要回台灣了才收到回音「你猜怎麼樣?」理事長問我。「一個字不改! 跟第一次報的一模一樣!」不可思議吧?「我問他們為甚麼這樣?」答案是 :「你們台灣不是說要來幫助我們的嗎? 幹麻還要報價?」他們不解，台灣廠商更是不解。聰明的你，有答案嗎 ?


當你們的總理表示「台灣沒有具體成果」時，我們的總理把大理石的經驗告訴他，你們的總理喬傑夫斯基說：「別裏他們! 我給你們找一個新礦場，」大家都興奮不已，紛紛表示不久會再來。後來，這個案子不了了之。為甚麼? 因為總理太忙，老是聯絡不上，沒人知道他老兄指的是哪座山? 哪個礦? 後來，過了很久很久才搞清楚，根本不是甚麼新礦區，而是兩個已開發過的舊礦 …… 這是台灣的錯嗎?


台灣人民不欠你們甚麼。我希望馬其頓的朋友能夠明白，大家都是小國，周圍都有大國虎視眈眈，將心比心，何妨多一點consideration，少一點批評指教! 我更希望我的政府能夠明白 -「承認」是為了尊嚴，要是因為承認而失去了尊嚴，就等於失去了承認的意義。

第二章 火車想開:(23) 馬其頓外交政策經驗

作者 – Denko Maleski

譯者按 – 本文作者是馬其頓1991年獨立後第一位外交部長及駐聯合國大使。作者目前是馬其頓大學法學院教授。本文發表在2002年「New Balkan Politics」季刊，文中提到與中華民國建交一事，發人深省， 總編輯准予轉載，特此致謝。



在談馬其頓的外交政策之前，先簡單的說一下馬其頓的政治生態。


馬其頓在世界強權結構瓦解，特別是南斯拉夫解體時，沒有經過血洗戰爭，幸運的得以和平建國。但是很少人了解，得到了國家尊嚴與獨立，並不表示自由奮鬥告一段落，而是才開始。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對國內政治秩序，以及國際政治角色的誠實檢驗，是國家穩定與生存的必要動作。遺憾的是，馬其頓長久以來，一直漠視獨立後的現實，導致今日的危機，而這個危機，強迫我們重新評估民主與我們的外交政策。


獨立後10年的經驗，足以告訴我們，推翻了一黨專制，代之而來的，並不是制度化的民主機制，而是與一黨專制差不多的東西，一種類似古羅馬禁衛軍的制度，換句話說，一種不成熟的機制佔領馬其頓的政治生態 –



1.缺乏有效的政治機構，沒有能力調解族群的利益衝突。

2.衝突的族群間，缺乏共同支持的政治領袖或有法源支持的機構以緩和衝突。

3.族群間缺乏共識。



政客在解決政治衝突時的態度一致，一種禁衛軍式的政治制度把衝突與混亂制度化。也就是說，不管對方接不接受，政客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手段「解決問題」。

1.馬其頓目前的政治現象造成國家混亂，原因是政治制度的脆弱。

2.政治制度的脆弱，源自政黨的脆弱。

3.政黨制度的脆弱，在於缺少為老百姓謀福利的政黨。

4.政客泛政治化所有的議題。


馬其頓現有的政治機制是，既不獨裁也不民主，政客們因國會結構的虛弱，得以揮灑自如，也就是說制度選擇了能夠在混亂中生存的政客。馬其頓的經驗說明一個人的忠誠度是需要「收購」的，於是各式各樣的腐敗叢生，「有利可圖」的政府職位包給親朋好友就不足為奇了。許多人加入政黨，動機就是將來能撈個一官半職。而政黨領袖們，為了讓他們在戰場上賣命，不得不利誘一翻。


我把馬其頓的外交政策與國內政治掛在一起談，是因為我們不是在談一個為大家所接受、具有穩定政治結構的正常民主國家，我們在談的是一個製造混亂的禁衛制度。在這種政治生態裡，重要的對話，包括外交政策，是缺席的。舉個例子，從來沒有人討論過馬其頓，這個獨立的國家，事實上是處於半獨立狀態，唯一保護她的主權的是國際法。沒有人討論過馬其頓、波斯尼亞，或前蘇聯的Moldova等幾個聯邦，能靠自己從解體過程中出來嗎? 她們是不是也可能在過程中消失? 也從來沒有人討論過，獨立後只有政治和經濟圈的精英得到好處，老百姓的生活比獨立前更糟。馬其頓的主權狀態是沒有經過實驗的，是一種制式的規範。我們的主權事實上是在負面不完全的狀態中，外交政策上必須向有真正主權的國家求助。最後，從來沒有人討論過我們國內嚴重的族群問題，某些族群不滿是因為制定外交政策的過程中沒有受到尊重等等。總而言之，許多重要的議題，在馬其頓一直沒人討論過。


一個沒有能力的小國，在處理外交政策的時候，必須有耐心、小心翼翼的了解對方國的態度，這是一份很嚴肅的工作，但是對那些在無情的禁衛體制裡求生存的政客來說，外交政策是贏得快速勝利的捷徑，也就是說，外交政策可以補償國內一些不受歡迎的政策，譬如經濟方面的政策等等。因此，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時候，特別是在我的任內，1991年，馬其頓才獨立，正需要國際社會承認之際，大家最好是口徑一致，不幸的是，在缺乏政治遊戲基本規則的共識下，在政治成為權力的手段時，外交政策，成了最吸引政客的戰場，甚至在那段非常困難的獨立初期，政府和在野黨對外交政策像敵人一樣各說各話，無情廝殺。1991年馬其頓剛獨立，能決定外交政策的7個外交決策機構互相推擠1.總統 2. 議長 3. 總理 4.南斯拉夫聯邦總統團 5.外交部長 6.在野黨 7.阿爾巴尼亞政黨。在外交政策的競技場上，力量大、能持久的就是贏家。在一個不能團結的國家，這種競技式的外交決策過程，到今天還是一樣沒有改變。


馬其頓在禁衛軍式的政治體制下，記者和所謂的精英份子的權力坐大，成了創造意見的領袖。他們對民主的無知與誤解，不了解民主是不同政治意見的調和，於是一個個成了自我真理的戰士。在號稱自由競爭的國家，卻又沒有一套調節不同意見的機制，結果還是用「控制」那一套，不是強壓就是祭出法律，不尊重、不容納不同政治理念到了極點。這種集權主義與民族主義橫行，不但無法消化民主過程，反而激化衝突，導致2001年馬其頓的內戰。


過去10年，族群在馬其頓社會的鴻溝，對國家結構組織明顯無法共識，加重內政與國際事務的戲劇性。1991年獨立初期，無法與阿爾巴尼亞族群就憲法條文達成共識，馬其頓國會代表強行投票，通過新憲法。公民社會模式於是建立在特定族群的權力上，而不為最大少數族群所接受。也就是說，阿爾巴尼亞人的公民權力，包括法律及阿爾巴尼亞人的文化識別等，都要靠馬其頓斯拉夫族群投票決定。由於大多數馬其頓人缺乏認知，不了解本身對最大少數族群的須要，於是衝突代替了妥協，這10年，雙方的衝突明朗化，甚至跨越國界，阿裔選擇走自己的路，擬定另一套外交政策，對全世界宣告阿裔的訴求。他們杯葛加入國家級的代表團，甚至加入阿爾巴尼亞共和國代表團，他們有問題的話會到Tirana(阿爾巴尼亞共和國首都)，或Prishetina(科索沃首都)徵求諮詢，或與國際駐馬其頓大使館諮商。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現象，換句話說，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最遭的狀況就是社會各重要份子不能口徑一致。而馬其頓這種外交政策的反常現象，跟其他問題一樣，是由於內部民主制度的失調。


以「歐荷協議」為例，示範了雙方可以達成共識，為未來雙方都能接受的政治氛圍鋪路，也為未來外交政策口徑一致鋪了路。但是，憲法根本上的修正，並不等於禁衛制度的消失，長期以來的決策過程的粗暴，政客彼此的不信任與卡位原則，加上缺乏民主素養，面對決定國家政策時，不了解透過有效的民主程序與妥協達成等等，這些都將是未來衝突的引爆點。事實上，了解馬其頓人的優越感，「歐荷協議」引介的協議概念，絕對會引發另一波新的危機。問題將出在政治代表人物的無能，民主，根本的含意是人民的意識，巴爾幹人民的容忍度，將遲緩民主學習的過程。


馬其頓的外交決策，直接與國內的民主發展有關。兩個例子可以明顯的說明國家機制在民主上的無能。一個是獨立時加入聯合國的過程，一個是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的過程，兩件事都說明決策過程的不民主，都沒有在人民面前經過合法的程序。或許政治人物有不同的動機，但事實擺在眼前，這些重要議案，是在許多重要政治人物的背後，特別是在人民的背後，決定的，這是破壞了民主機制。禁衛式的政治行為，與民主政治制度的消長有絕對的關係。


最後我要說的是，馬其頓這場內部族群衝突，許多人付出了生命與財物，我們有責任要仔細檢視讓衝突發生的機制。內戰發生，是因為正常民主機制無法透過政治妥協維持秩序，馬其頓政治人物不要再浪費精力證明誰對誰錯，而是要集中精力務實在政治調節上。政治人物要知道，政治不是證明誰的立場對的藝術，而是贏得對手支持的藝術，有人說律師和瘋子是最糟糕的政治人物，我們馬其頓政壇卻有不少這種人物。馬其頓的外交和內政，需要的是一群具有共識、有一點懷疑精神卻隨時準備妥協的人。馬其頓更需要的是一群為民主奉獻的政治人，雖然民主制度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但它卻是人類所實驗過的，最好的決策機制。

第二章 火車想開:(22) 蕭萬長搞飛機 !

「Carol, people talk about your embassy,」有天下午，技術團的總管Slavko對我說「外面很多人在說大使館的閒話。」問他：「甚麼閒話?」


「that you have not paid the money for the oil yet ………」說我們沒付甚麼油錢。


原來是很久以前蕭萬長來訪問時，他的專機返航時的加油錢。都好幾個月了，怎麼還不付呢?



「我的朋友說，他們已經請了好幾次款，再不付的話，他們要告大使館了……」



雖然是小道消息，事關國家名譽，還是上大使館問個清楚。



這個案子是劉建龍秘書負責，平常跟他沒甚麼來往，他是所謂大使的人馬，討厭我是很自然的事。進了大使館，直接敲他的門。



「對不起，我想請問一下，蕭院長上次來的飛機油錢付了沒?」



劉秘書一臉錯愕。「我去把檔案拿出來，」他要我在大會議室等他。



不一會兒，劉建龍拿著檔案進來，我們一張張的Check，文件日期、內容，最後證明是我們不對，沒有理由拖欠。看他實在太緊張了，我說「劉建龍，別緊張，只要你馬上處理，把錢給人家，我絕對不報導這件事，除非大使館不理。」劉建龍答應馬上處理，我們10分鐘不到就「結案」。



出了會議室，在大門口和大使館的司機Vaso閒聊，不久，看到劉建龍手上拿了張紙條朝我走來，「張小姐，」「甚麼事?」



我們又走進會議室。劉建龍把紙條遞給我，我看了，是當初臨時決定留在馬其頓時，手上沒有錢，向齊王德借的兩千美金借條 .......... 意思是，你欠我們大使館錢，還敢來找我麻煩!



晾個借條，劉秘書應該有一種黑色的快感。



註 - 這兩千塊錢，回台北時還給了外交部，交給張小月發言人。

齊王德代辦當年把錢借給我，想必受了不少壓力和指責，在這裡對齊王說一聲謝謝。

第二章 火車想開:(21) 米羅塞維奇萬歲！

聽到米羅塞維奇死在海牙的監獄裡，馬上想到那對住在貝爾格勒殘障收容所的兄弟，史多布丹與馬可，四十來歲，斯拉夫人的體態 – 又高又大。2001年我製作紀錄片塞爾維亞 – 黑暗之子 時記者訪問過他們。這對兄弟是住在克羅埃西亞的塞爾維亞裔，1990年，他們追隨民族救星米羅塞維奇，為了族群的生存，與米羅塞維奇的大軍會合，真槍實彈的與克軍做殊死戰，結果克羅埃西亞還是獨立了，他們兄弟呢? 一個採到地雷痛失雙腿，一個眼睛瞎了，本來一場強調本土族群利益的戰爭，打敗了，不見容於克羅埃西亞，他們兄弟倆被迫離開世代生長的家園，回到塞爾維亞祖國的懷抱，成了難民，一輩子的難民，訪問他們的時候，正在為收容所不人道待遇抗爭。


「當初沒有人告訴我會是這樣的結果，」史多布單在髒亂、兩坪大的收容所裡，一面吐著煙，一面沉重的說著。打仗的時候，他們才二十幾歲。


「我只想吐口水在我自己臉上!」馬可對著鏡頭說。這兩個兄弟和許許多多的塞爾維亞人一樣 – 是米羅塞維奇的粉絲、追隨者，他們在克羅埃西亞是少數族群，也的確受過欺壓，他們以為米羅塞維奇可以救他們，以為米羅塞維奇是他們的救世主。


「那些勸我們逃走的鄰居們，現在一個個活得很好，我沒有臉去見他們……. 至少他們的腿還在，」弟弟說。


南斯拉夫6個聯邦，除了馬其頓，其他五個在獨立時都流過血，波斯尼亞的穆斯林一死就是七、八千 ……… 我常想，如此不對的事，在歷史上怎麼一演再演?像這對兄弟，怎麼就不能分辨出個好歹?怎麼就分不清米羅塞維奇是在利用他們的族群意識? 換個角度來說，如果我是這對兄弟，是不是也會為了「受壓迫」而加入這個米氏集團? 這究竟是怎麼回是? 這裡面該有個破口。以科索沃來說吧，米羅塞維奇發動得了種族清洗，是有機可趁的，是有民意支持的，是大元帥狄扥死後的民族情緒大崩盤，塞爾雅族族群再也不必為了南斯拉夫的大團結受到壓抑，明明是個大族，土地人口都大，為甚麼要不停的遷就小族?! 科索沃省(阿爾巴尼亞裔)和弗依弗丁那省(匈牙利裔)為甚麼在中央政府裡有相同的投票權? 這兩個省又為甚麼有自治權? 為甚麼住在這兩個省的塞爾維亞族群是受歧視的少數民族 …… 這種種不滿的情緒是政客的資本，抓到就是你的。


米羅塞維奇在科索沃抗奧圖曼侵略六百年紀念日當天跑到科索沃，對著激情的塞爾維亞群眾喊著說「科索沃是塞爾維亞的聖地!… 今天開始，沒有人可以欺負你們了!」他當場指著警察說：「不可以碰他們!」米氏每次聚眾演說都有上百萬的群眾參予，他是民族的希望。所謂民氣可用，這個人選擇了正面衝突，鞏固了自己的權利，當上了總統，他成立「真相調查小組」，在國內城市鄉間播映，讓塞爾維亞人看到自己的族人在科索沃如何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真相」一遍又一遍的播映，報復聲浪價天，他激起報復的情緒，選擇蔑視科索沃85%阿裔的現實，迴避不溝通、不協調，硬是收回科索沃的自治權，派進塞爾維亞警察，他的這一套硬幹的大塞爾維亞民族論調，配上恐怖統治，加上對媒體的絕對掌握，在反對各聯邦獨立戰爭中慘敗，在科索沃族群清洗的行動中引來北約盟軍的轟炸，科索沃眼看著今年要獨立了，他自己卻死在一個15米大的牢房裡，這個教訓還不夠嗎? 不夠! 一群老黨員在他的遺像前落淚，有人簽字哀悼寫著「塞爾維亞隨你一起死了。」他的社會黨主席Dacic說：「非國葬不可!」前面提到的那對兄弟，用一生的痛苦，也鎮不住那個米羅塞維奇的靈魂。


米羅塞維奇死了，遺憾的遺憾，頌揚的頌揚。遺憾的說他這個殺人魔死得太早，該受到國際法庭制裁後再死，頌揚的要以民族英雄葬他。但是，對一個台灣生長的記者，在巴爾幹又住了五、六年的我來說，冷眼看米羅塞維奇的生與死，我，既不遺憾、也不頌揚，倒是憂心起我自己的國家，覺得米羅塞維奇好像並沒死，他的靈魂正在各各角落閒蕩，尋找可吞噬的人。

第二章 火車想開:(20) 一次扔出500萬美金

2001年9月25日，中華民國政府「一次付清」500萬美金給馬其頓政府，蓋一座婦幼醫院，奠基大典上總理喬傑夫斯基說：「這棟大樓會很快完工，因為所有的經費都有了，這在我們馬其頓是少有的個案……」廢話! 當然是少有的個案，沒有一個國家給錢給得這麼痛快的，500萬美金一次付清!


據了解，這個婦幼醫院是總理「親自開口」要的，這筆錢不包括在既定的十項基礎建設援助項目內，算是額外的小費。我們呢，只要是總理開口，就叫開金口，是給你面子了。錢到了人家口袋，人家愛怎麼花怎麼花，你台灣再也管不著了。


可不是嗎，總理在奠基典禮上親口對媒体說「這座醫院將在2002年底啟用，」我在兩年後，也就是2004年的8月，到現場Check了一下 -「還在蓋」!還沒完工。 都晚了兩年了，還沒蓋好。


斷交後，台灣在馬其頓毫無著力點，也斷了監督的權利，充其量只能由希臘代表處同仁打個電話來問問當年的「友人」，寫個報告回部裡交差了事，對方要是永遠蓋不好，你台灣又能怎麼樣? 負責馬其頓業務的希臘代表謝棟樑不停的說「馬其頓是我的轄區」，是又怎麼著? 斷交後浩浩蕩蕩帶著小兵，真的一樣，去見一些在野友人，相信回到雅典，馬上給部裡寫個「此國不重要」的報告，至於這棟醫院，他應該是使不上勁兒，追究責任? 誰理你啊 ?!


這個婦幼醫院，再次證明外交部對鄭博久的全力支援，要錢給錢，要人給人，要五毛給一塊，這是有目共睹的。要是這麼痛快能買個外交也行，做到最後，到頭來人家還是不滿意，照樣給你臉色看，此路明擺著行不通，我們卻前撲後繼、樂此不疲。總理親口要又怎麼樣? 他開了金口就不得了啦? 就受寵若驚、非得照辦不可? 弄了半天，斷交前幾個月裡，我們鄭博久「大使」根本連總理的面都見不著! 人家總是「太忙!」


付了500萬美金「現金」又怎麼了? 照樣不甩你!


不知道我們外交部的長官們，要繳多少學費才能變聰明? 才能挺著肌樑骨辦外交?才能了解外交是不能用買的!?

第二章 火車想開:(19) 史立軍的精神分裂症

史立軍是技術團團長，在馬其頓外交代表團裏，位居六人之上，鄭博久公使一人之下。此人個性一板一眼、絕對服從長官，常常是順了姑意，違了嫂意。他所屬的國合會秘書長羅平章是專業導向，前線的鄭博久公使是個外行導向，辦公室的同事們卻又是自由導向，搞得他暈頭倒向，再不斷交的話，除了胃潰瘍，鐵定還要得個精神分裂症的。


建交兩年後，2000年10月底，鄭博久返國述職，其中的一項任務是建議外交部把七人技術團縮減成兩人小組，再把這兩人併入大使館機制，由他直接指揮。結果讓國合會老大羅平章秘書長一句話給頂了回去「要嘛全部留下，要嘛全部撤回。」生氣了。鄭博久摸摸鼻子，算了。


建交第一天，我就看到羅秘書長帶著同仁住在亞歷山大酒店，每天早出晚歸的做「評估報告」。技術團成立後，設立工作指標，派史立軍當團長，幾個年輕人上山下海推廣投資、推廣出口、協助中小企業發展、蔬菜多元化產銷、協助小豬農計畫、辦座談會、到工廠參觀、與馬其頓官僚體系打交道………光是輔導的豬戶就有62家。 馬其頓經濟部長親口對我說「沒有任何國家像你們技術團一樣，來訓練我們的中小企業，very helpful!」中小企業處處長也對我說過「我們已經把你們技術團當成自己的部會了。」這是怎麼回事? 馬其頓的內行人對技術團人人感激有加，自己的外交部卻把台商不來投資、攪不出大案子的死罪釘在技術團身上? 爭甚麼功諉甚麼過? !


技術團在第一線做的是撒種的工作，同仁們做到死去活來，外交部還不滿意，鄭博久居然還撂下話來「弄個大案子給我看看嘛!」還說「甚麼香菇、養雞都是小case!」其狂妄、其傷人莫此為甚! 好像外交做不好都是技術團害的! 我記得有一次冬天下大雪，林敬森和這個史團長開著吉普車在山裏繞，要趕著去一個小城對中小企業負責人開座談會，這是冒生命危險工作，一個打滑就可能摔到山谷裏，聽到你大使先生說他們幹的都是「小case!」這，是人說的話嗎? 就算沒大案子，台商不來，有國合會甚麼事?人家評估團早就說「不宜」了，你蕭萬長硬是胡聽李登輝的，現在沒案子了， 你活該拉倒!


這就是我說史立軍會得神經病的原因之一，他是個奉命行事的人，所有的計畫每週大使館館務匯報上都向鄭博久報告過，他都點頭的，怎麼突然又不滿意了? 明明一步步來的事，要你馬上給我開花結果，不得神經病才怪! 這個團長上有壓力，內有同仁不爽，不爽他的這個那個的，我一旁看他的日子，有點像在杜鵑窩裏，我很少看他笑，總是心事重重、緊張兮兮的，來馬其頓不久就得了個胃潰瘍，或許斷交對他是個解脫吧。


至於鄭博久要技術團「弄個大案子給我看看嘛! 」他是想大案子想瘋了!我倒要以納稅人的身分請教鄭公使，「你，一個月50萬台幣薪水，房租6千美金，出入賓士司機，飛機坐的是頭等艙，吃飯喝酒納稅人買單，國家對你是要錢給錢、要人給人，你在馬其頓又弄過幾個大案子給我們納稅人瞧瞧?!」

相關文章:
藍色巴爾幹第四集之結在異鄉的果實
藍色巴爾幹第三集之都是小麥惹的禍
閹幾隻馬其頓豬仔
非關人道 _ 台灣人道外交是假的!
布吉納與李登輝
楊子葆的人道團
快樂的日本人
一種夜行動物

第二章 火車想開:(18) 快樂的日本人

走在石頭橋上，聽到後面唧哩呱拉的，怎麼聽也不像馬其頓話，回頭一看，三個東方男人，太希罕了! 日本人。立刻交換名片，問他們「來幹麻的?」「We come to make map，」來製地圖的，才到一個禮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們願意接受我的訪問，不太像我印象中保守內向的日本人。約好第二天下午兩點辦公室見。


辦公室在馬其頓政府土地測量部，裡面坐著6個日本人，兩女四男，他們是JICA日本國際合作組織的幹部，屬日本外交部管轄。看到他們，想到我們，想到我們的「國合會」，1999年來的時候，和他們一樣是菜鳥新兵，一桌子的手提電腦，對未來的工作充滿了興奮與期待。只是，這群日本人幸運多了，由於動機單純，他們的心情自然輕鬆「我們是來幫助他們的，」就這麼簡單和高尚。而我們國合會的幹部們是來還債的，怎麼做人家都視為當然。


馬其頓40年沒換過地圖，在早期南斯拉夫時代，地圖繪製是國防部的事，屬機密，今天的馬其頓，無論是專業或是學校用的地圖，還是40年前的老圖。雖然獨立十年了，管地圖的也不再是國防部的事，可是製作國家標準地圖是專業技術，也需要精密的數位儀器，耗資千萬，這些條件馬其頓都沒有，日本政府答應協助，總是一件好事，他們把錢算是花在刀口上了。我的感觸是，這群日本人怎麼就這麼簡單?他們不需要低姿態，只要把圖畫好就行，不需要看馬其頓政客的臉色，更沒有要解決馬國經濟衰退的壓力。日本人計畫29個月的工作天，投入300萬美金，技術轉移，設備留下，就這麼純粹的人道工作。


比較起來，中華民國的技術團就倒楣多了，同樣隸屬外交部，卻有不同的命運，人家是受尊敬、受感激，是單向的援助，非雙向的交易，我所謂的交易，指的是我們先開出條件「承認中華民國是個國家」我們才要來援助。不只是日本的JICA，美國的USAID或瑞典以及其他的國際NGO，他們在馬其頓都是專業掛帥，按著計畫行事，從從容容，愛怎麼做怎麼做，而且怎麼做都讓對方感激，哪像我們台灣國合會，上頭有個大使，天天吵著要表現，吵著「做個大案子來看看!」


「我看到你們台灣在甘比亞蓋的機場，好大! 但是你們忘了捐冷氣，熱死了……」幽默。他們也是世界到處跑，肯亞、甘比亞、波斯尼亞的國家標準地圖都是他們JICA的傑作。


「你們這300萬美金直接給馬其頓政府嗎?」我問。


「No way!」Kaoru Tsuda桑的英文不錯，他是專案協調人。「No cash! we never gave even one Yuen to the Macedonia government. We sent our Japanese experts here, we go to Germany to buy some digital equipment by ourselves, we don`t let them touch our money!」他們派自己的製圖專家，機器設備等花錢的事也自己來，絕對不把錢交給對方政府辦事，這是日本外交部的原則，對任何國家都一樣，非關馬其頓的腐敗與否。


我對日本人有原罪般的距離感，對他們的民族性從來不敢領教，日本人在中國造成的傷害，更是從來不想忘記 …..。


今天，到了馬其頓，走在回家的路上，晚霞滿天，我怎麼突然羨慕起小日本來了!?

相關文章:
藍色巴爾幹第四集之結在異鄉的果實
藍色巴爾幹第三集之都是小麥惹的禍
史立軍的精神分裂症
閹幾隻馬其頓豬仔
非關人道 _ 台灣人道外交是假的!
布吉納與李登輝
楊子葆的人道團
一種夜行動物

第二章 火車想開:(17) 林平貴的春秋大夢

林平貴是一位台灣商人，女婿是國民黨立法委員，後來追隨李登輝到了台聯，沒選上。這位林姓商人，在台馬建交的兩年半裡，前後到過馬其頓不下十趟，幾乎每次代表團來都有他的份。除了建交初期追隨蕭萬長、胡志強來「考察」外，林平貴後來乾脆自己帶團辦商展，最後投資20萬美金開了個飯店，半年後，飯店倒閉，結束營業。我認為，台馬斷交，除了國家尊嚴及國庫、納稅人損失慘重外，個人受害最深的應該是林老大了。


「林平貴，我是張桂越，記不記得我?」斷交兩年後，我回台灣，打電話給他。



「永生難忘。」他是這麼回我的。



有些事情還真是忘不了。問他「你覺得我們大使館，到底是哪裡做錯了?」



這位現代紅頂商人搖搖頭，兩個眼睛望著地上，陷入了沉思裡。



「好像是送錢送不對人ㄟ款 ………」他慢慢的說，小心的說。要拾起一片片的殘骸不容易。



「怎麼想到要去開個飯店?」提到飯店，林平貴說出一段精彩的往事：



那是1999年的秋天，在前往馬其頓的長榮客機上，一位東方人坐在他隔壁的隔壁，「我以為他是日本人，因為他一直在跟我隔壁的人講英文。」林平貴著。



維也納到了，「日本人」下機不見蹤影，林平貴轉機到馬其頓。



「在維也納轉機的時候，手上的行李太多，剛才坐在我隔壁的年輕人就跑來幫我，」原來這個年輕人是馬其頓人，也要到馬其頓去。「他就跟我說，剛才那個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華僑啦，名字叫George，」結果這個林平貴，從年輕人口裡聽到了一個天大的秘密。「他跟我說這個George是牽成台灣和馬其頓建交的人，George是他的老闆，」林平貴說這個年輕人，一面說還一面拿出照片「證明」他的話。「照片裡有一張是George 和那個國大代表馬愛珍照的，我認識馬愛珍，」他說。



於是，林平貴回台灣後，馬上去找馬愛珍，「馬愛珍說是有這麼回事，也證實了George的身分，」於是我們林桑肚子裡有了idea。「我想他既然是牽線的，一定有拿佣金，應該很有錢才對，所以我找他合夥開餐廳應該沒錯，結果，沒想到他一屁股債!」林平貴其實瞞可愛的，實話實說，毫不掩飾自己的企圖。



我還記得餐廳開張那天，貴賓如潮，兩邊的大官都來了。鄭博久喜氣洋洋的，大使館把個餐聽當台商成功投資的個案來辦，對鄭博久來說，這是「慶功宴」。那個時候，總理動不動就在電視上擺個臉色，沒事就來一句：「我們到現在還看不到台灣的具體投資，」林平貴的餐廳，讓鄭博久有了一點點面子。



轟轟烈烈開了張，捧了幾次場，大使館的人再也不去了，為甚麼? 「我們沒有一個搞過餐廳，除了廚子以外，」事隔多年，林平貴回憶說。我個人只記得，餐聽裡一堆賽爾維亞來的漂亮美妹，感覺很奇怪。



林平貴這個寶貝，餐廳沒開成，對馬其頓還不死心，「那天，在酒店喝咖啡，大家有的沒的在聊，我就聽到隔壁他們在說要找人送輪椅甚麼的，我就說，扶輪社我很熟啦，」就這要，林老大回台灣募了100個輪椅，千里迢迢的運到馬其頓，送給殘障團體。「我現在做阿公了，生意給年輕人去做，我自己很喜歡做點國民外交，有些政府不能做的，就讓我們老百姓去做嘛，」能這麼說不簡單。「你不方便嘛，就讓民間去做啊!」


說了半天，還沒說到重點，「我本來是希望以餐廳做跳板，想要在那邊蓋國宅啦! 建築業是火車頭，可以帶動很多行業。」話是不錯。「你看，200棟房子，至少可以綁樁6萬多戶支持中華民國，」林平貴不停的說綁樁綁樁的，他的女婿是立法委員，他懂得綁樁的作用。


後來，房子終究是沒蓋成，還斷了交，馬其頓讓林平貴跑得累死了，不但沒賺到錢，還賠了錢，真是「他媽的一場春秋大夢。」

第二章 火車想開:(16) 楊子葆的人道團

國合會秘書長楊子葆新官上任，帶了一群所謂的NGO(人道慈善團體)到馬其頓和非洲「考察」。團員都是國內知名的慈善團體代表；展望會、慈濟、佛光山、獅子會、紅十字會等都來了代表。


有一天晚上，他們辦了一場「說明會」，講員是從科索沃請來的，是兩位展望會的外籍工作人員。我坐在下面聽他們「說明」，知道他們是有備而來，他們準備了幻燈片、文字圖說，畫面上都是戰火蹂躪過的殘狀，他們順著畫面，一頁頁解說每一個被毀的學校也好、醫院也好，需要多少重建基金等等，最後畫面上出現了一排字母「Potential donor - Taiwan」意思是 – 可能捐助者 – 台灣。顯然這兩個展望會的人是做了功課，是衝著台灣來的。


當我看到最後Potential donor – Taiwan出現在螢幕時，一隻老鼠開始在我五臟六腑內亂竄 ……. 難道台灣只是一個錢的對象？於是，我再一次令現場外交部官員厭惡的舉手發問「為甚麼不在幻燈片上打上『我們需要台灣派5個志工』？為甚麼不打上「我們需要台灣派5個醫生」? 「十個護士」? 為甚麼只希望台灣捐錢? ……..


台灣人民並不冷漠，每次展望會的「飢餓30」募款活動總是熱烈響應，但是台灣人民，特別是年輕人，需要的是親身的、現場的體驗與觀察。到科索沃走一趟，看到滿街跑的志工，沒一個台灣人! 世界各地的災難現場，要找台灣的志工也是鳳毛麟角。換句話說，台灣要學習的不只是給錢而已。


當天新聞稿裡有一段「邵會長表示，和解、饒恕與心靈醫治，是任何一個關懷科索沃難民的人道救援組織，無法忽略的事工，世界展望會已派出12位「心靈創傷藝術治療」專業人士到難民營………。」我要在這裡說明的是；這12位是外籍人士，不是台灣人士。那，為甚麼只懂得要台灣人認領「救命包」的錢，而不給台灣人一個現場參與的機會? 我們的錢是捐給外國的總部，是外國人拿著各國捐來的錢到第一現場工作，這都無可厚非，捐款無罪，但是，為台灣子弟爭取上場機會，應該是時候了。


如何建立機制，鼓勵志工加入地球大家庭，如何增加救援的手段，如何與國際上有經驗的老志工手牽手，如何在第一現場與國際NGO建立關係，如何讓救援行動效益達到最高公約數，恐怕才是楊子葆這一趟真正該「考察」的。

相關文章:
藍色巴爾幹第四集之結在異鄉的果實
藍色巴爾幹第三集之都是小麥惹的禍
史立軍的精神分裂症
閹幾隻馬其頓豬仔
非關人道 _ 台灣人道外交是假的!
布吉納與李登輝
快樂的日本人
一種夜行動物